荷兰人的毒计,就像是德川吉宗离间刘钰一样,恶心到极点的一种公开的投毒。
即便当时没人信,或如德川吉宗的信当时肯定无法离间,然而将来呢?
一旦出了意外或类似的事件,必会有人把这些话翻出来。
史世用就算是有心帮刘钰,可这件事又不是私下里说的,而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直接谈的。
他若不说,皇帝那边也交代不过去。
况且,瓦尔克尼尔说的也不完全是假话,这种说真话的投毒,最是恶心。
东印度公司从开普敦到日本,拥有广袤的市场,才不过几万华人的劳动力,这么大的市场就无法容纳,竟能搞出“相对过剩”这种情况。
大顺如果要兴办手工业,这得需要多大的一个市场规模?
更诡异的是大顺拥有此时世界最多的人口,从明朝开始几乎全世界半数以上的白银流入,但整个大顺的消费能力差到出奇。加上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,内部市场几乎是半死的。
巴达维亚的事,或许终究会给刚刚起步的大顺手工业工厂,蒙上了一层阴影。
也需,会让皇帝看到了这些新事物美好背后的可怕。
月后,史世用回到了京城。
没有其他的选择,只能将在巴达维亚的事如实汇报,自然也包括了瓦尔克尼尔最后说的那番话。
即便他不说,也自会有别人说。
这番话之外的事,皇帝并不是太在意。一切都是按照枢密院那边定下的战略,完全捏住了荷兰人的命脉,就像是乐府指挥雅乐一样顺从着朝廷的节奏。
最后的这番话,史世用也看不出皇帝的态度,只是觉得皇帝好像很在意,不但听史世用复述,还将瓦尔克尼尔说的那些东西的一问,仔细看了看。
实际上……大顺已经在几年前发生过类似的事了。
6年前,苏州府长洲县,爆发过一次轰轰烈烈的织工罢工事件。
这本来是一个县的小事。
但这种事,从县令到州牧,全都是第一次遇到,一下子懵圈了,不知道该怎么处理。
处理农民起义,他们有经验;处理要求永佃的请愿,他们也有经验;处理商人罢市,他们还有经验。
唯独就是织工罢工,这件事他们是真没经验。
之前没发生过,怎么处理?
而且织工选择罢工的时间,正是各外国公司前来订货的时候,于是只好层层上报,直接报到了紫禁城里。
整个事其实很简单,当时刘钰还在威海练兵,这事他根本没机会参与朝会讨论。但以他的常识,连脑子都不用,用腚都知道大概是怎么回事。不是要求改善待遇,就是要求增加工资,工人的诉求无非这几样。
之所以闹到了紫禁城里,也因为当时一个叫何君衡的机户,也就是有织机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,请求朝廷“勒石永禁叫歇之事”。
何君衡是有朴素的阶级意识的,明显感觉到日后这种“齐行叫歇”,也就是全行业大罢工的事,在苏州、松江等地会越来越多。
但朝廷从未有过法令指导这种事该怎么处理,所以最好就是以此事为判例,立碑、勒石,日后作为指导性的判例。
作为机户,他不希望再发生类似的事件,更不希望一发生这样的事,平日里交好的县令大人不知所措。
全行业的叫歇,县令也不敢轻易动手,怕闹出大事件。
朝廷最后出面,派人在苏州府立了碑文。
碑文可想而知,大体就是两部分。
第一部分,这次叫歇罢工的缘由,一定是织工里面有坏人,心怀鬼胎,用心险恶。
但是,大部分人是好的,是被蒙蔽的、不明真相的。
所以,第一部分说:【某不法之徒,不谙工作,为主家所弃,遂怀妒忌之心,倡为帮行名色,挟众叫歇,勒加银,使机户停职,机匠废业……】
第二部分,肯定是怎么解决。
但这个时代不是19世纪的美国矿场铁路,机械时代随便抓几个人就能干,敢闹事的直接让公司枪手打死完事。
这时候是手工业工厂,织工是需要技术的。
这不是后世的蒸汽机纺织厂,抓个包身工就能操作机器。能织绸布的,这时候克也算是技术工种了,所以还不能杀。
只好妥协了一下,从原来的按天算工资,改为了计件工资;每年的六月初一、七月初一和八月十五,机户得多给机工一钱银子,作为福利。
从按天算到计件工资、再到给酒钱福利,整体上也算是增加了工资,这件事也就这么解决了。
最后,朝廷、何君衡等资本家、织工代表等几方人,一起在苏州府立了碑文。
其碑曰:
嗣后如有不法棍徒,胆敢挟众叫歇,希图从中索诈者,许地邻机户人等,即时扭禀地方审明。应比照【把持行市律】究处,再枷号一个月示儆。
这个碑文最重要的一点,就在于这个【把持行市律】究处。
因为,之前没有爆发过类似的齐行叫歇的事件,哪怕是县令大老爷断案向着何君衡,耐不住整个苏州府的织工都罢工了,县令怕闹出大事,也是头疼。
按照啥法律判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