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过吴争也惋惜，史阁部一代人杰，只是心性却不及马士英果断，太过优柔寡断了些。
其实拥立之争，如马士英所说，史可法是很清楚是非曲直的。
不管照何处定人选，福王都该是首选，可他却为顾及东林党人，生生炮制了一个拥“桂”方案，以图两不得罪。
可这拥“桂”方案很是荒唐，一不合伦序纲常，放着崇祯帝的亲堂兄弟不立，却去立崇祯帝的叔叔，虽然都是万历皇帝所出，但这样做置天启、崇祯二帝于何地？置福王于何地？驱之亦或杀之焉？因此其本质和“拥潞”并无太大的区别。
二是极度缺乏操作性，比之“拥潞”都不如。潞王朱常淓好歹和福王一样，都近在淮安，几天就可以到南京。而桂王却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广西，一个来回几个月总是要的，到时候只怕这位桂王还没到南京，大顺军或清军早已兵临城下了。
在这件事中，从史可法的见识和政治手段上看，是极不相称的，他意识到了事情的本质，但优柔寡断顾虑重重，并无一个卓越政治家的决断和魄力，不敢快刀斩乱麻安定局势，以至后来不得不出京避祸，空自丧失重整朝廷的大好时机；在确立国君的问题上，一遇阻力和反对，并无仗义执言之勇气，只求不得罪各方势力。这比之他老师左光斗，还是有些许差距的。
其实历朝历代都有这种拥立之事发生，这种事就讲个果断，立就立，不立就不立。
哪有什么折中之法可言？
甚至于这比吴争废黜鲁王监国，拥立长平公主监国更荒唐。
因为吴争拥立的只是监国，虽说也是君，可毕竟前面是加了个“也”字的。
监国对臣来说是君，可对于皇帝来说，依旧是臣。
以臣废黜臣，说到底不算谋逆，这也是钱肃乐这般刚正之臣最后不反对吴争行此“逆”的关键原因所在。
可史可法这般拥立的是皇帝，皇帝居然由他们这几方权臣来选择，这太过荒唐了些。
虽说世事本质也就是如此，但有些事可做不可说。
特别是史可法当时是南明最具实力的权臣，这个时候果断指定一人，也就能免了拥立之争，或许那场党争不会这么快暴发。
这时马士英继续道：“这次的拥立确实是我胜了，但我也知道，这事没有那么快完，福王登基不过是党争的开始。而这其中最危险的不是党争，而是福王，弘光帝本身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