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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起我爸工作过的最后一个单位(1 / 2)


1976年国庆之后,全国人民沉浸在粉碎“四人帮”的欢天喜地中,我家上下也终于迎来去北京治病回来的二哥。我爸请假陪我二哥先后在兰州、北京治疗脑外伤半年,回到他工作的单位——食品公司。小心眼的领导对我爸爸那样认真、耿直,只会工作不会讨好上级的下属原本就一肚子意见,这下子终于抓住把柄了。领导在职工大会上点名说“如果都像老张这样半年不上班,你们大家伙说,我们这个单位还能开门吗?”我爸原本也没想到给孩子治病会需要那么久啊,尽管兰州医生说可以考虑直接扔到黄河里就算了,可是哪个做父母的能眼见孩子生死未卜,还有一口气却见死不救呢?领导不顾大家的同情,面对无数说情无动于衷,一定要杀鸡吓猴。那位姓毛的公司领导,我妈一直气咻咻地叨叨着他的名字,“坏怂毛XX,真是个害人鬼。”不知道他的耳朵根是否发热过,他上下活动,终于如愿。我爸爸就被从福利、待遇都不错的食品公司发配到刚要筹建的电视转播台去当会计。那时候还是计划经济,在食品公司经常会发一些外边买不到的食品福利呢。这下子二哥的病治好了,我爸却要去荒凉的山上工作了,我倒是有机会看到电视了。

电视转播台选址在天水郊区最高的山上,那地方叫“迎风梁”,听听名字就知道多荒凉了,电视转播要保证信号质量,建台当然得选址专业。山顶推平了一大片平地,高塔立起来,机房建起来。在那么高的山上工作要24小时值守,按点转播信号,当然不可能像普通单位一样正常上下班,所以同时建起来的还有两排职工宿舍,配套简单的食堂、锅炉房之类。好像在两排宿舍之间也用砖头砌了小花园,种着灯盏花、指甲花之类。假期里爸爸带我和姐姐去转播台,我看到新铺的砂土山路,挖过的山坡还露着红土的新茬。

我爸爸不是具体的机房工作人员,所以他不用每天倒班,只是上一周班,回家休息一周。他去接手了前任留下的烂摊子,做完竣工决算,之后就是日常工作。每次去单位把要处理的账务做了,报销、借款、发工资、造表,上山之前还得先去银行进账、取款,下山后再给局里送报表之类。后来单位才配了个年轻出纳,一人经手账务和现金显然是不合制度的。那时候发工资不像现在这么简单,银行闻风挤破头竞争,上门服务抢着代发,单位会计或出纳只是发工资条就行,我们每月也只是收到银行的短信,知道银行卡上的余额又增加了多少。那时每个人的工资都是按元角分数好,与工资条一起分装在单位的牛皮纸信封里,大家挨个来签字,倒出信封里的每一个钢蹦。那会儿我爸的工资也就三四十元吧,所以每一分钱都是宝贵的。这工作看起来辛苦,倒挺适合我爸的闲散性格。在山上工作之余看看电视,下山回家时拿一摞报纸或者杂志,他看完报纸还可以帮我做剪贴本,杂志看完当然要归还。我记得他们那时订阅的《人民画报》、《解放军画报》之类,印刷真是太精美了。我印象最深的是伊朗国王和王后来访的专辑,也顺便介绍了古老的伊朗文明。王后的华服和那些璀璨的文物丝毯、雕塑,多么像天方夜谭里闪着金光的宝物啊。“两伊战争”爆发后,看到几乎被夷为平地的伊朗,我就想起最初的那些美丽画面。战争为什么总要以正义或者其他冠冕堂皇的借口,让无数无辜的生灵涂炭,让千年文明毁于一旦呢?

转播台的司机小李是个年轻的退伍军人,开着一辆绿色的大卡车,驾驶室两排座位坐人,后面拉货。他每次开着崭新的、车门上印着单位名称字样的车停在村口,戴着墨镜的样子特别神气。小李热心开朗,他佩服于我爸的博学、爽直,每次来接送我爸都要来我家院子坐坐,有时候也先拉上在城里居住的领导和其他同事,来吃一碗我妈做的臊子面或浆水面。我妈是个好客的人,忙碌半天只要看着人家满意地抹嘴说好吃,她脸上就乐开了花。

我1976年和小姐姐一起上学,之后的几个暑假爸爸经常带我俩去转播台开眼界,直到他1980年退休。那时候好像电视节目都是黑白的,机房里并排放着一长溜电视,我已经记不清是什么品牌了,后面是嗡嗡作响的大机器。工作人员一个轮班就一两个,年轻人哪有耐心一直坚守在机房?虽然有工作纪律,但他们时时溜到宿舍开个小差,这前不着村、后不着店的地方呆一周已经够憋屈的了,还不得隔空抽烟、打牌、聊天解解闷?他们后来甚至和附近村里的老乡都混熟了,经常去山村串门,老乡也时不时给他们送些土特产,来捡一点他们废弃的木板之类当柴烧。孤男孤女守在荒山上,他们中间也滋生了好几对恋情,还有和农村老婆离婚与同事结婚的“陈世美”。我在机房看电视没什么印象旁边有人守着,有的电视机在播放节目,有的在等信号,屏幕上闪着像地球一样的图案,有三原色和时间在闪动。

爸爸的宿舍其实只有一张木板单人床,我和姐姐去了,爸爸就找来一条木板,用两个凳子支起来,挨在床边。我和姐姐睡靠墙,爸爸睡在临时搭凑的木板上,他本来就有关节炎,身形又大,肯定是休息不好,但他还是愿意带我们去,我们那时候只图自己高兴,也没有顾及爸爸的身体。他有严重的鼻炎,睡觉打呼噜的声音奇大,听到他鼾声如雷应该就是睡着了,翻个身,鼾声戛然而止,又没了声响。

爸爸城里的同事也带孩子来山上度假,好像都是男孩,看着他们穿着合身洋气的夹克,互相调皮地嬉闹,我都不太敢和他们说话,自惭形秽。我和姐姐端着搪瓷饭碗,悄无声息跟在他们后面,一起去院墙外的山坡上摘野莓。我老家山里亲戚春天会送来野草莓,我们叫“瓢”,有很长的把,果实像草莓,但非常小,红的、白的用马连草扎成一把。我说的野莓是黄色的,我们叫“莓子”,夏天麦子成熟季节,黄灿灿一片点缀在山坡上。果实趴在地上带刺的枝叶间,摘下来真像是用一颗颗黄钻镶嵌的一顶小圆帽。我们采半碗回去清水一洗,拌点白糖,用勺子挖一勺放到嘴里,那滋味真是太美了,即使手被扎无数下也值得。

爸爸单位的副台长贺叔叔是转业军人,他老家是秦安人,而我爸爸曾经在秦安工作过十年,度过最美好的青春时代,所以他俩有很多共同语言。贺叔叔气质非常潇洒,他的爱人也很干练,他们有三个儿子,小的两个还是双胞胎,长得都和他们的爸爸一样英俊。贺叔叔一看到我,就喜笑颜开地给我爸说“哎呀,你这小姑娘看着机灵得很,给我做个干女儿吧。”毕竟他和我爸是上下级关系,我爸只是笑笑,也没有想着高攀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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