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世民听了，免去了长孙安业的死刑。
这一事是长孙皇后做的最不合礼法的事，因为长孙安业犯的是死罪，按法就该处死；可是，这也是长孙皇后做的最有情有义的事，他的哥哥对他不仁不义，她却对他有情有义！
她对他的哥哥能法外求情，但是，对自己的亲生儿女却一点私情都没有。
她的女儿长乐公主，李世民特别喜爱她，等到她要出嫁时，命令送给多于大公主一倍的陪嫁。
魏征见了，就直言规劝说：“东汉明帝时候，准备分封各个皇子，明帝说‘我的孩子怎能得到先帝孩子那样的优厚待遇呀！’这就说明大公主实在是该得到比长乐公主更高的待遇，情感虽然有浓淡，礼仪不应分厚薄。如果让长乐公主的陪嫁超过大公主，道理上只怕说不过去，请陛下斟酌。”
李世民回到后宫把这话告诉长孙皇后，长孙皇后感慨说：“曾经听到陛下器重魏征，还不知道其中的特别缘故。现在听到他劝谏的话，实在是会用礼仪规范君主的感情，可以说是正直而关系国家安危的大臣了。我与陛下是结发夫妻，承蒙看重，情深意厚，每当发表意见都要察颜观色，还不敢惹您生气，何况魏征是您的下级官员，情感身份有亲疏高下的差别，因此韩非专门著书阐述说服国君的艰难，东方朔专门著书阐述讽喻国君的不易，确实是有缘故的。忠诚耿直的批评听起来难受做起来有益，会听批评是国君的当务之急，采纳就天下太平，拒绝就政事混乱，衷心希望陛下审慎处理这件事，那么我们的国家幸运极了。”
她不但不责怪魏征，还派遣中使带上五百匹帛，到魏征的家里赏赐给他。
太子李承乾的奶妈遂安夫人常常禀告皇后说：“太子那边的东西都不够用，想奏请皇上解决。”
皇后没有听从她的话，而是说：“当太子，怕的是德行不能建立，美名不能传扬，怎么能为生活用品不足而发愁呢？”
贞观八年，公元634年，长孙皇后陪同李世民到九成宫避暑，生病病危。
太子李承乾进宫伺候，私下禀告长孙皇后说：“各种医药都用了，身体不见康复，奏请父皇赦免囚犯，并颁发免征赋税的凭证，让人信奉道教，以求神的保佑。”
长孙皇后不同意说：“生死都由天命决定，不是人的意志能够改变的。如果行善能够延长寿命，我平生没有干过坏事；如果行善不能延长寿命，有什么神的保佑可以求到？赦免囚犯是国家大事，佛教、道教这些东西只是说明存在着各不相同的教化而已，无关国事利弊，皇上并不相信这些东西，怎能因为我这么一个女人去搅乱国家的法规？”
李承乾听了，不敢禀奏李世民，而是把这事告诉了左仆射房玄龄。
房玄龄又报告了李世民，李世民和侍从官员没有谁不哀叹抽泣的。
满朝官员一致请求大赦天下，以求皇后病好。
李世民同意，将大赦天下。
长孙皇后听到这事后，坚决劝阻，李世民这才作罢。
长孙皇后的病情急剧恶化，跟李世民诀别，当时房玄龄因犯过失已免职回家，长孙皇后郑重地说：“房玄龄侍奉陛下时间最长，小心谨慎，奇妙的谋略、秘密的计策，都是他参与研究的，自始至终没有泄露一个字，没有大过，就请不要冷落他。至于我的娘家亲属，他们得到俸禄靠的是亲戚关系，不是有什么功劳，容易酿成祸患，为了永久平安，千万别让他们占据重要位置，只是以亲戚的身份进宫朝拜，就算是幸运的了。我在生前既然对国家没有贡献，死后就不要多费资财。况且安葬就是藏匿，让人不再看见。自古以来的圣君贤臣，都崇尚节俭，只有不行德政的时代，办丧事才大造陵墓，加重百姓劳苦，耗费国库财物，被有识之士耻笑。我只求依山埋葬，不必另筑高坟，不用套棺，随葬物品，都用木器陶器，节俭办理后事，这才是没有忘记我。”
贞观十年六月二十一日，长孙皇后在立政殿逝世，年纪三十六岁。同年十一月初四，葬于昭陵。
长孙皇后曾经把古代妇女所做的善事编写成书，刻印为十卷，题名为《女则》，自己为它作序，还写文章批驳汉朝明德皇后马氏，认为不能抑制马家亲属，让他们把持朝政，地位显赫、势力庞大之后，才制止他们车水马龙大摆威风，这才是大掘祸水源泉而防止细枝末节罢了！并且嘱咐保管书籍文章的人说：“我写这些东西只是用来警戒自己。女人写文章没有条理，不想让皇上看到，千万不要说出去。”
她逝世后，后宫有关人员把这事报告了李世民，李世民看罢更加悲痛，告诉亲近的臣子说：“皇后这本书，完全可以流传后世。我怎会不通达天神的意旨而不能舍弃私情呢！由于她常常劝谏，弥补了我的不足，从今以后再也听不到她有益的话，这是失去了一位贤内助，因此令人悲哀呀！”
李世民在长孙皇后死后，思念她不已，在苑中作层观可以远望昭陵，他曾经引魏征同登，望着长孙皇后的陵寝，悲伤不已。
他知道，今后再也不会遇到这么贤惠的妻子，也再也没人能够取代她在自己心中的位置·····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