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记得那时候小组人员十分精简，下设办公室里好像只有几个人.“张书记插了一嘴.
“是呀，算上我才三个人.“段月萍没想到过了这么久，小十年了，大领导张书记竟然还记得当年的情形.
“当年的近代史教材中根本没有任何大屠杀相关的信息，完全是白纸一张，想要找相关的资料就跟大海捞针一样.可是再大海捞针也得找呀.靠着两条腿，我带着一个小照相机，跑遍了南京市的大小图书馆和档案馆.
南京图书馆、南京市档案馆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……北平和上嗨的档案部门我都去过.在这些地方，我常常一呆就是一整天.“
“那没点坐性可不行.“乔峰钦佩的说.他都可以想象段月萍一坐一天查资料的情形.
在一排排书架间上，找来解放前的报纸、杂志和出版物，堆在桌上，厚厚的一沓，然后一个字一个字的，一行一行的仔仔细细的看，一张照片，一个字都不能错过.看到有用的就赶紧记下来.
而事实也确实如乔峰所想，段月萍查找了所有的能找到的1937年到1938年间的报道，一页也不能错过，看到任何有价值的文字和照片，便立马复印下来，或是拿去照相馆翻拍.
就这样，段月萍搜集到了大量书面证据，包括550万字的文字和112张图像资料.
其中就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着的一份珍贵的卷宗，上面记载着1946年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上对南京大屠杀一案的调查与整理，在那里，段月萍还找到了当时受害老百姓申请救济的档案.
物证有了，还需人证.
南京大屠杀的史料搜集过程中，有一个重要的群体：幸存者.
他们是这场人为灾难最直接的受害者，也是最有力的见证者.
意识到这一点后，段月萍便开始了与时间的赛跑.
1984年3月到6月，工作小组下设办公室正式开始普查幸存者，他们以市政府的名义发文，要求全南京市各区县的居委会协助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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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月萍设计了一张登记表，表上要填的内容很简单，包括年龄、姓名、事发当年的门牌号、现居地，最底下留了一个大大的框，用以填写主要受害事实.
事发时留在南京、调查时年纪在60岁以上、本人遭受伤害或是亲眼目睹大屠杀惨状的，都算在幸存者之列.
三个月以后，段月萍收到了1756份表格.
根据表上的内容，她又将1200多位幸存者分为几类：亲历屠杀者、目击者，和被强奸的妇女.
从中，段月萍找出了几十位证据比较充分的直接受害者，她和他们本人见面，了解详细的情况.
“在和其中一位幸存者夏淑琴聊天的时候，我得知当年南京安全区委员会的委员，约翰马吉先生曾经拍过她们一家遇害的场景.而且，从星星点点查到的资料里我也知道当年东京审判，南京审判的时候，约翰马吉先生确实有影像资料作为最重要的证据展示过，只是审判过后那些珍贵的影像就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，到现在仅仅能在有限的一些资料里看到一点点记录.“
额，好吧.
乔峰恍然明白了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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